我的妈妈是税务员(1)

妈妈却没什么胃。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眼神，时不时地，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雪白的电风扇。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朋友，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

夜里，我被客厅里传来的、压抑的说话声吵醒。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看到舅舅和妈妈，正坐在桌边。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是舅舅的声音，他大概又喝了点酒，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这又是送刀，又是送电扇的……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姐夫虽然没了，但咱爸这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妈妈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程伟，不该你问的，别问。吃你的饭，住你的，再多说一句，就回乡下去。”

“我这不是关心你嘛！”舅舅急了，“姐，你一个家，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这无缘无故的，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我怕你……我怕你被骗了！”　　妈妈慢慢地转过，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说：“我自己的事，心里有数。你只要记住，安

安分分地过子，别再给我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不敢再说话。

一个星期后，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她看起来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不像以前那么有神了。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都记在了本子上，下课后，拿给她看。

“谢谢你，何晨。”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从她家那栋楼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是一个男和一个的声音，的声音尖利，男的声音压抑。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躁的、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

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低着，双手紧紧地攥著书包的背带。

我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她说完，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

我站在她家楼下，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争吵声。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天没有来找我，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

原来，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令羡慕的家，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

原来，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不想被发现的秘密。

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的、说不清的难过。

那个秋天，我和曾文静，都长大了不少。我们都学会了，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在心里，关得更紧了一些。

(5)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冷、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的水墨画。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笑的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

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发梳得油光锃亮的，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体。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因为那浓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