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1)

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索尼，以及那听起来就充满力量的“化学兄弟”。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家和林海峰家的“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钱。妈妈是税务局的部，我们的生活比家属院里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家要好得多。那种“不一样”，是一种更层次的东西。是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见识，关于如何定义“好东西”的，巨大的鸿沟。

而我，就站在这道鸿沟的此岸，遥遥地望着彼岸那个属于林海峰的、由电脑、网络和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我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是否能跨过这条鸿沟。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自卑”的种子，第一次，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4)

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周末，曾文静没有来找我。周一上学时，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后来听班长说，她发烧了，请了病假。一连好几天，她都没有来

学校。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掉了一块。我想象着她一个躺在床上，额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我甚至想过，放学后，去她家看看她，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变得有些乏味。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课间的时候，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走廊里追逐打闹，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著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比如“q的等级”、“千年里的僵尸”，或者“传奇里的裁决之杖”。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的、秘而不宣的优越感。

而我，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

我的世界，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

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她全部的力，都投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税改”，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里。

她的忙碌，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而是一种更主动、更亢奋，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画着各种流程图的稿纸，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对着那些稿纸出神。有时候，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眉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一些新的、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切着番茄。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刀身雪白，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锋利得多。她用它切菜，几乎听不到“笃笃”的声音，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那种极其顺滑的、轻微的“嘶嘶”声。

我问她，这刀是哪儿来的。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她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家的吊扇坏了，在那个闷热的

初秋，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又提着一网兜橘子，从乡下赶了过来，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他踩着凳子，拆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灰尘，最后满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第二天下午，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那台电风扇，是白色的，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可以摇，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工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只有我知道，那天，家属院里，除了我们家，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她只是在签收单上，用她那手漂亮的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仔仔细细地擦拭净，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

那个晚上，舅舅赖在我们家，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我们三个，坐在桌边吃饭。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安静又柔和地吹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说这风吹在身上，感觉都比别的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