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太祖誓碑

誓碑所誓何事。

也就是说，誓碑这事搞得很神秘，一般是根本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它只属于皇上。

直到靖康之变，东京城被洗劫一空，太庙中祭祀之器被金席卷而去，大门开，有得以一睹此碑尊颜。

陆游的《避暑漫抄》中记载：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

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另外，《宋史曹勋传》记载，公元1126年，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徽宗嘱托曹勋后若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赵构：“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太祖誓碑是赵匡胤进一步巩固江山社稷的英明体现，其内容就是大宋王朝所执行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在善待后周宗室上，大宋历代皇帝都很认真，赐柴氏铁券文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记有“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柴宗训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迁郑王柴宗训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新五代史》云：周世宗柴荣共有子七，“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宋乾德二年（964），“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后来颇有建树。

开宝六年（973），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溢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

郑王死后，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淳化四年十月（993），小符太后薨，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陪于其姐西北。

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

宋仁宗时期，柴宗训的嫡系断了。仁宗诏取柴氏谱系，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

至和四年（1057），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悟。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在整个大宋朝，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水浒传》以此为蓝本，演绎柴家后“小旋风”柴进，说他拥有御赐的“丹书铁券”，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心。

第二条，对于“不得杀士大夫”一项，大宋重文抑武，赵匡胤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

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

太祖怒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云：“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这在历代历代都是很少见的，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斩除根”，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而且还封官加爵。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想把他们给法办了。

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后的天子宰相，那都去寻找了。”坚决不允许动他们，此后，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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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时期，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朝臣时，宰相蔡确进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可见，誓碑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甚至横行不法。

当然，誓约的“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对臣贼子、贪官污吏，激起民愤的，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