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二章 科举制度

（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漏，如逃亡家”的惨景。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白身衰，出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益受到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众多科举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后面明清的科举历史就可以不用看了，其实纵观整个科举制度，对于陆垚这种阶层上的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而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还是在于寒门子弟虽然考试的参考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多，可是到最后能够进士及第的，来自寒门的，却是少之又少。

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完了历史，陆垚开始研究起了考试的科目。

各朝科举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等等 。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改为只设进士一科。元、明、清时期的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王安石变法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些科目，陆垚还是需要都了解一些才好。

墨义：即笔答，考官根据经文出题，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注疏或上下文。有时采取答的形式，就称为义。

帖经：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令考生背出来，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法。

策问（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

诗赋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帖经若条和杂文二首，至此，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

诗赋考试要求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因而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诗赋考试还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便于在考试中区分优劣。因此诗赋取士较之后世将考生思想束缚于孔孟之道的“经义”，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

杂文

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崇尚文学之风盛。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诗赋考试要求考生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考生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

其实这些在陆垚看来，更有些像现代的语文科目考试，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当中的申论相结合，其中，除去策问是需要自己临场发挥，结合当下时事作出回答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背书可以解决的，更何况，对于唐宋的诗词，陆垚可以说，掌握程度绝对不低。

乍一看之下，这科举考试好像真的还涉及范围挺广的，而且，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消极和积极的影响都有。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才选拔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