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 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七）

我们探究宋代士的心时，最大的问题是科举。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作为一个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官僚居之上，而宋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科举制度。

同是父亲早逝、后被母亲和母亲周围的(娘家或后夫)养育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成功故事象征地说明了科举的权威。两都是科举中进士，后在官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士大夫们的领袖物，君临士大夫阶层。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欧阳修批判的骈文家杨亿，虽然都有守旧派的印象，但是其实都是科举中举后进官界的新官僚。

唐代科举允许事前请托。考生把平时做的诗写的文章进呈给考官推销自己的现象很普遍。宋代真宗时禁止，考官只能阅匿名的考卷。更有欧阳修当考官的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突然要求用古文写答案，一直学习骈文写作的考生们一时大闹。但是这次考试却有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张载、吕惠卿等后来扛起时代大梁的才大量中第。这次科举考试给庆历改革带来决定的时代变化。

接踵而至的就是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是上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分水岭。隋朝以来持续近五百年的重视诗赋的倾向，被改变成以经义（对经书的解释）为中心的考试。随后，虽然元祐更化时诗赋又重新复活，南宋时期两者并存，但是元明时期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继承了王安石路线，而是因为赞同王安石科举路线的道学——朱子学路线取得了胜利。元祐更化时，在科举问题上司马光也是基本支持王安石方针的。主张恢复诗赋的是苏轼。苏轼与程颐的不睦，在这样的地方也显现出来。

经义出题的经书，分兼经（选修）和本经(必修)。必修是《论语》和《孟子》。选修是从五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中任选一个。经义以外还有评论历史物和事件的“论”、关于时事问题的建白书“策”。这种形式经过少许调整，被朱子学继承。必修中追加了《大学》和《中庸》，选修中把《周礼》换成《春秋》，回复到原来的形式。因此必修的就成了四书。

熙宁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学校制度。继承范仲淹的方针，地方也设立了学校，原则上只有这里的学生才有科举考试参考资格。到了徽宗时代完成了三舍法。学校教育课程配合科举改革，重视经书解释，而所用的教材，王安石他们也给准备好了。这就是《三经新义》。王安石、王雱父子亲自执笔注释《周礼》、《尚书》、《诗》三经，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印刷后分发给各地的学校。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做过很多注释，继承他的系谱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被规定为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的影响力之大。

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

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由此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体系，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

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和优秀，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

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心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

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