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诗人梦

下艾青题匾的四川菜馆，在座的诗们正从理论上为诗歌争执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伙子近乎幼稚地谈起最初对缪斯的憧憬：“我父亲有本雪莱全集，英文版，但是苏联印的，翻开来有种很臭的树胶味，可里面那张铜版作者像给我印象极——那才叫诗！”他童贞般的感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过的雪莱肖像的版画。我凝视着李大卫痴迷的面孔：或许这才是真诗，本色且本质。评论家张颐武的解说印证了我的看法：“李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他热衷于各种怪的知识，沉迷在许许多多稀的事件之中，始终是生活旁边的一位冷眼的观察者。他隐居在自己家中，漫游在我们城市的腹地。李大卫的生活是相当另类的……他的生立场是间离的，是站在外面去思考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书中对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他的校旱《集梦好者》更像是梦游者枕边的一整部蝴蝶标本。他延续着庄子的蝴蝶梦。

北京的诗们中，有乐天派、悲观主义者、演说家、社会名流、莽英雄、江湖术士、梦想家、怀乡症患者，有知识分子也有行为艺术流汉，有穷也有富翁。社会身份或许大相径庭，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诗。这是他们无法涂改的共——相当于血统。北京应该是出大诗的地方——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还应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大诗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合理了。在物质与的天平上，诗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诗，和外省相比，北京诗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甲天下。

一星期前，面容瘦削的画家高星邀请我与邹静之等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社活动与际关系；外面的诗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渴望攻克的桥堡。北京城里的诗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这是否属于另一种围城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