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与特洛伊

的那份悲壮。他们冒着同样的危险，却是为了盗取不同的事物：“海妖的歌声是异端的美，天堂的火种则是圣的光……这就是盗火者与窃听者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幸运与不幸，他们享受的冒险的乐趣以及不得不承担的惩罚。

塞壬的歌声今是无法听见了，甚至，也无法想象。是美声唱法还是民族唱法？没有其他乐器，只靠海伴奏。她们迟迟不愿上岸，莫非准备做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可是，谁敢娶她们中的一个呢？这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看来音乐是嗜血的。要想抗拒这挡不住的诱惑，只能用蜡团堵住耳朵。耳朵，是水手身上惟一的绽。

合上书页之后，我不断地回想起荷马史诗里那群秘的歌唱家……

遗憾的是，我生活在塞壬已失踪的年代。唉，此曲只应天上有！即使我愿意做美的牺牲品，也找不到值得为之献身的那种美了。大海啊大海，碧波万里，却没有一处可做我的墓。因为没有一处可做塞壬的婚床。

看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当忧伤的主题歌响起，我仿佛又回到那片地址不详的水域。裙裾被海风掀动的歌手席琳*迪翁，莫非是塞壬的复活？

因为对大海充满想象（而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荷马史诗对我的培养），在真正见到海之前我就是一个生活在6地上的水手。我希望自己的心是铁锚的形状。我最偏的服装是海魂衫。我的罗盘，是一部装本的《奥德赛》（据说它曾经装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行囊里）。我在梦中从不迷航。

荷马史诗每翻译一遍，就等于被重写。所有的译者，都自觉地成为荷马的替身。

荷马史诗究竟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究竟有多少译本或版本？据博尔赫斯统计，荷马史诗在若年前仅英文就有二十九个译本了：“越来越多的大量译本是古代的诗歌生命力的象征（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它们永垂不朽的象征）。但是，这同时也说明荷马早已死去。那各色各样的译本都是为了使他死而复生的、无用的、为的做法……”有的将荷马史诗译成四音步诗或六韵步诗，有的译成古意大利诗的形式，有的译成亚历山大体，有的用词组和短诗译成，有的索逐字逐句译成严谨的散文，还有的译者努力让荷马史诗“与《圣经》相适应”。“种种译本全都出现了，但没有一种译本是令满意的。”我想，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译本，都会使那本应属于幻觉的《荷马史诗》显得过于具体、过于现实。而荷马史诗里的物，原本都是梦中。一旦做梦的醒了，他们就会在趋淡薄的记忆中失真。

有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诗歌翻译有其不可违抗的独特准则。首要的准则是，不应该创造。”博尔赫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荷马这样的天才诗而言，任何闪念都是一次完成的——或者说，荷马史诗本身就已达到了完美。它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部尽善尽美的作品，是不可修改的。当然，这主要指它的原文，那是我理想中的荷马史诗。事实上，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很严重的修改。很难有谁使荷马史诗的魅力在经过翻译之后而不打任何折扣。

我更愿意相信自己读到的译本是荷马史诗被削减后遗留的一部分。还有什么能比我对荷马史诗的想象更完整呢？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块金币的正面与背面。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况且还有一位绝代佳担任主角，英雄的血、美的泪调和成一杯尾酒，令不饮自醉，点燃起满腔的激。

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奥德赛》，从主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无限的可能）的全世界，只是被惊涛骇重重阻挠的一个家。怀揣梦想的火种走得有多远，梦想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绕了一大圈，还得回到起点。

或许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三世纪的克塞诺斯和革拉尼科斯提出异议：两部史诗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像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亚历山大城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则认为：这一切只能证明两部史诗系同一位诗创作于生的不同时期，《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期的作品，《奥德赛》则诞生于作者晚年。就我而言，我更支持后面这种说法。

一块金币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镌刻着青年的荷马与晚年的荷马。而它们更像是两个，更像是两个的像。一个是意气奋发的青年，一个是饱经沧桑的老。他在成长，他所虚构的那个世界也在成长。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从他的梦里几乎看不出任何抄袭的痕迹。他仿佛是类中第一个做梦的。

荷马也有荷马的困惑。他寻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因为它尚未诞生。对于他而言，表达永远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如果放弃了表达，又更为空虚。为安置那个混沌的梦，他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并完善了史诗的体例。随着他本的成熟，他苦心经营的史诗也趋成熟（无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