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4)

那个冬天似乎有一种不肯走的意思，赖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县城里，迟迟不肯挪窝。开春后，也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太阳会像个吝啬的富翁，从厚厚的、灰白色的云层里，露出一点点没什么温度的、苍白的光。

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没什么温度的下午，发下了年度体检的通知单。那是一张用最粗糙的黄麻纸油印出来的、薄薄的纸片，上面的字迹，因为油墨过多，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空气里，立刻就弥漫开了一熟悉的、混杂了油墨味和少年们那种既期待又紧张的、荷尔蒙的气息。

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体检是一场充满了仪式感的、小小的冒险。我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而是能不能在身高那一栏比去年多上几公分，好在同学面前炫耀；或者是在测视力的时候能比同桌多看清一行，证明自己的眼睛更尖。

我把那张皱的、散发著油墨味的通知单，像往年一样，随手塞进了书包里。可我没想到，这张薄薄的纸片，会在我们家那潭早已不起波澜的、死水般平静的生活里，投下一颗那么沉重、也那么奇怪的石子。

那天晚上，妈妈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了那张通知单。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是看一眼，然后叮嘱我一句“明天别忘了吃早饭”。她把那张薄薄的纸片，拿到灯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灯泡，光线照在她那张没什么表的脸上，把她眼角的那些细纹，照得比平时更了一些。

“……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内科、外科……”她用手指，点着上面的项目，一个一个地，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也很飘忽，像是在念着什么她看不懂的、神秘的咒

语。

“妈，怎么了？”我正在桌边，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忍不住抬起问了一句。

“没什么。”她把那张通知单，仔仔细细地，对折好，放回了桌上，“明天体检，妈妈请个假，陪你去。”

我愣住了。从我上小学开始，每年的体检，都是我自己去的。

“不用了吧，”我说，“我都这么大了，就去医院排个队，费那个事嘛。”

“那不行，”她转过，看着我，那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的身体，是大事。妈妈必须亲自看着，才放心。”

那天晚上，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她反复地叮嘱我要早点睡，甚至还给我冲了一杯我并不喜欢的热牛。牛很烫，我喝的时候，看到她又拿起了那张通知单，在灯下，反复地看着。那样子，不像是在看一张体检表，更像是在研究一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藏宝图的残片。

半夜，我被一阵奇怪的、压抑的咳嗽声给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帘子外面的客厅里，还亮着灯。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看到妈妈正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

她没有在咳嗽。她的眉，紧紧地锁着，脸上带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混杂了忧虑、恐惧和一丝丝茫然的表。

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第二天，她真的跟单位请了假，带着我去了我们县里那个声鼎沸的县医院。

医院里，永远都充满了那熟悉的、混杂了消毒水、中药和病身上那种特有的、带着一丝酸腐味的、复杂的气息。走廊里，挤满了，哭的孩子，咳的老，还有我们这些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被老师领着来体检的学生。

别的家长，都只是把孩子送到门，就去忙自己的事了。只有妈妈，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母，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边。

在量身高、测体重的时候，她会死死地盯着那些冰冷的仪器上，跳动的红色数字。护士报出一个数，她就会立刻拿出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小的记事本，用笔记下来。

“一米四七，”护士用一种很不耐烦的、拖长了的声调喊道，“下一个！”　　“同志，同志，麻烦您再给量一遍，”妈妈立刻就凑了上去，脸上带着那种谦卑的、讨好的笑容，“我怎么记得，他上个月在家量，都快一米四八了呢？”　　“哎呀，我说你这个家长，怎么回事啊？”那个年轻的护士，不耐烦地翻了

个白眼，“差这一公分，能决定你家孩子考上清华还是北大啊？后面还排着队呢！”

妈妈的脸，白了一下，但她还是坚持着，说：“麻烦您了，就再量一次，一次就好。”

最后，在后面排队的学生们，那一片不耐烦的“哎呀”声里，我又被重新按在了那个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测量尺下。

结果，还是一米四七。

在内科诊室里，那个戴着老花镜的、发花白的老医生，用一个冰冷的听诊器，在我的胸和后背来来回回地听着。

“肺部呼吸音清晰，心率正常。”他一边说，一边在我的体检单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