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1)

她那双漂亮的手，轻轻地、反复地揉搓。那动作，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易碎的艺术品。白色的泡沫，会顺着她洁

白的手腕，缓缓地往上爬。

洗完后，她会把袜子拧，但又不会拧得太，生怕坏了那脆弱的、几乎看不见的纤维。然后，她会用两个小小的、带着色塑料夹子的衣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别夹好，挂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细的铁丝上。

那两只被水洗过、半透明的袜子，就在那里，安静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水滴落在下面的脸盆里，发出“嘀嗒、嘀嗒”的、极有规律的声响。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光线会穿透那层薄如蝉翼的尼龙材质，让它看起来像两条被挂起来的、散发著朦胧光晕的、有生命的蝉蜕。

一混杂着蜂花牌檀香皂和她脚上独有的、淡淡的汗味的、温暖而又陌生的气息，会从帘子后面，悄悄地弥漫开来，萦绕在整个屋子里。

我总会忍不住，想凑近了去闻。

有时候，趁她不注意，我会偷偷地溜进卫生间，站在那两只正在滴水的袜子下面。我会仰起，闭上眼睛，地吸一气。那味道，会钻进我的鼻子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跳加速的眩晕。那不是单纯的香味，那里面，有妈妈的温度，有她的疲惫，有她走过的路，有她身上那种永远净、永远一丝不苟的、属于她自己的味道。

这种秩序感，是她在那个混的、黏稠的夏天里，为我们俩建立的唯一避难所。

(2)

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大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著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但她的眉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上投下一小片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

的味道。

我以为，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她每天天不亮就去，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的同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到了医院的收费处。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妈妈开始在夜里，反复地拖地。一遍，又一遍。木柄的拖把，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催眠般的声音。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混的脚印，一并抹去。

钱的缺太大，妈妈开始回乡下。她没有让我跟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