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gmail.ㄈòМ 获取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

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实际上，有关这一时期唐太宗认真虚心的听取魏徵等谏官的意见，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执政的记载，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说，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下的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为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看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流于简单化了。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的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侍从君主左右的起居舍和起居郎负责记录君主的公开言论以及行动，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将记录传诸后世。按照当时的规定，《起居注》是不能让君主本看的，而唐太宗却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

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结果被负责编辑《起居注》的杜正伦婉拒说：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记下来，以流传后世，请皇上专心于政务。还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负责记录的褚遂良拒绝。褚遂良说：“史官书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君不敢为非，未尝自取而观之也！”

史官们是否能完全拒绝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写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对于玄武门之变的况则轻描淡写，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唐太宗很可能看过这些《起居注》。

与此同时，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贞观十年，命魏徵牵负责编写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详细地记载了隋炀帝的政以及隋末的动。《隋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在这些记录(史书)中，唐太宗的意图都被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并因此而确立起了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基准。

的确，唐太宗可以归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的出现。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们所追捧的那样是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君。对于这一方面的善恶判断，似乎应该更慎重一些。

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渊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是回归“开皇旧制”。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回归到之前的隋文帝时代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皇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渊集团，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制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进了太宗的统治时期后，太宗命令房玄龄等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再劳神费思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施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是与炀帝同样的路线。从这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

虽说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当然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太宗在征战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