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钻个空子发发家，岂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哪怕没赶上1979年最后一次非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机会，理所应当也能过得满好。
可惜想象终归只是想象。
作为一个对这个时代缺乏足够了解的
。
宁卫民根本无法准确的衡量这个陌生的年代到底存在着多么大的限制。
在所难免的犯了乐观主义错误。
是的，狂热年代里，那些被赋予浓重政治色彩的地名和标志。
开始纷纷改回以前的老地名，老字号。
“反帝路”恢复为“东
民巷”，“反修路”改回“西民巷”。
“东风市场”改回“东安市场”，“京城烤鸭店”率先恢复了“聚德全”的匾。
与此同时，遍布街
的标语牌、语录墙、和大字报也都迅速消失了。
年轻甚至穿起了时髦的喇叭裤，姑娘们把发烫成卷发。
这些都是生活即将发生积极改变的明显信号。
但话说回来，这也只是表面
的变化而已。
真正的内在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一个非常缓慢艰难的过程。
实际上由于改革刚刚开始，此时社会的生态环境，还在遵从着计划经济体系的规则。
现实并没有给宁卫民提供什么大展拳脚，谱写个传奇的空间。
旧有势力和观念还在们的心里根
蒂固。
首先说做买卖吧，这个年就没有合法的个体户。
做小买卖的有是有，甚至都有胆大包天，推着小车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明目张胆卖卞萝卜去。
可有一样，千万别碰上“投机倒把办公室”的。
否则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东西会被充公、没收、罚款。
倒腾粮票、工业券、侨汇券的事儿，当然也有在
。
可那罪名也更重，倒卖票证涉及国家经济根本，已经算刑事犯罪的范畴了。
真被逮着，就不是号子里待几天的事儿了，至少也得两年起步。
想吃医院、火车站，当黄牛党同样没戏。
这年，票证制度严格执行，限制了外来流动
。
京城的医院仍然是为本地服务的，到不了挂不着号的地步。
医院看病是三联单制度，也没愿意花钱买专家号儿。
出差的旅客呢，又几乎都是公派，必须用介绍信买火车票。
那谁会买高价票啊？买了也没法报销啊。
要说这方面唯一可行的，恐怕就是倒卖点电影票或是演出票了。
可这个，一是利薄，二是有点晚了。
电影院、剧场已经有各路的毛神划定势力范围了。
这些又哪儿是好惹的啊？
外贸然伸手，最轻也得捞顿胖揍，弄不好就让给花了。
至于邮票这东西，倒是没管，私下里的易也很繁荣。
可惜的是，多数集邮者都是以票易票，换自己没有的邮票。
此时集邮就是集邮，仍旧保持着极大的纯洁。
真有用重金求购珍惜票的
况不多。
而尤其让急眼的是，此时猴票已经发行了。
那一张张整版的“金猴儿大钞”就趟在邮局柜台里无问津。
偏偏对兜里比脸还净的宁卫民来说，是看得到，吃不着。
这又有多急啊？
那简直是一种抓心挠肺的折磨啊。
说白了，这就如同盲似的，若天生看不见也就罢了。
什么是红，什么是绿，全不知道，不难受。
就怕那半道儿瞎了的。
红的怎么艳，绿的怎么鲜，他心里全明白。
那是恨不得拿脑袋撞墙的滋味啊。
当然了，也正因为如此，宁卫民退而求其次，动了上班工作的念。
觉得为了买猴票，找个事由儿暂时先着，倒不是不可以。
哪怕是临时工呢，哪怕一个月十几块的工资。
只要拿到手里刨去开销，也够他每月弄两张整版票的了。
一个整版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一个月，就等于能存上三百万呢，值啊。
可惜，这条委曲求全的路也行不通。
永定门外的蔬菜批发站倒是找过一次装卸工。
街道也推荐宁卫民去了。
可家一看宁卫民京剧小生一样的形象，就把他退回来了。
嫌弃他太单薄，太文弱，这活儿还不如个老娘们。
于是之后，宁卫民就再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工作安排的消息。
说句不好听的，在全国一千七百万返城知青的庞大就业压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