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流浪史

青春流史

我生命中再不可能有如此单纯的夏天了——每当捧读旧影集里一幅发黄的照片，才察觉指缝已漏走了多少岁月。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照片是在圆明园拍的。那八国联军焚毁的废墟上簇拥着十几张年轻的面孔，其中的我，穿一件廉价的黑西装，手提公文包，有点疲倦地微笑。当时我作为一位外省的诗来北京城求职，借住在师范大学宿舍里，和当地的一群流艺术家朝夕相处，直至熟悉如同一道篱笆墙内啄食的家禽。那幅照片，便是大伙结伴去郊野举办露天诗会所拍摄的。我白天怀揣资料在这座庞大的城池里东奔西跑，和各种各样单位的事部磨嘴皮，夜幕低垂时搭乘公共汽车返回铁狮子坟附近的校园，推开门——伊沙他们已从食堂打来了饭菜，坐在灯火辉煌的寝室里等我。“有消息吗？”老g总是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接过我沉甸甸的包。这么一群落魄的男团结如一个家庭，应该感谢其中惟一的，老g——伊沙的朋友。不知最初是谁给她取了这么个男化的绰号，但听惯了，居然产生某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她无意识地以主的身份照顾着周围每一个，于是她和伊沙，便构成我们清贫的沙龙的核心。

伊沙，老家西安，有着金斯伯格式嚎叫的嗓子，擅长朗诵。老纪，娘家在河南，和伊沙是师大同班同学，但在心理上已嫁给诗伊沙了，他们正计划毕业后共同分配到那座既有兵马俑又有杨贵妃的城市。在学生食堂，老纪问我吃什么，我瞟了瞟黑板上的菜价，“来一碗稀饭，两只卷。”多少年后，善良的老纪还记得我的江浙音，并笑着向朋友们模仿：“洪烛最喝稀饭，吃卷。”在老纪面前，洪烛后再混出个模狗样，仍然是个弟弟。

一位身材瘦削、皮带上挂着单放机的摇滚青年从群里挤过来，黯淡地坐在伊沙旁边。老纪给我介绍：“他叫张楚，从西安扒火车流到北京，只带了一把吉它——已经两年了。”这位叫张楚的大男孩脸有点脏，牛仔裤有点脏，翻毛皮鞋有点脏，但一双眼睛很亮。老纪怜地把一块净手帕递给他。如果再过两年，便没有谁不知道张楚了，他有一首《姐姐》唱红大江南北，结尾部分声嘶力竭地呐喊：“姐姐，我要回家！”不知惹得多少有姐姐或没姐姐的雾都孤儿落泪。张楚的《姐姐》并不见得是写给老纪的。但老纪，确实是我们（包括张楚）共同的姐姐。是我们那一段苦难生涯里象征着温柔与善良的姐姐的化身。

今天晚上，我坐在沙滩北街的寓所里写这篇文章，书桌上放着张楚新出的盒带《孤独的是可耻的》。突然发现张楚已经是红了。张楚，还记得六年前老纪给我们准备的饭吗？真香啊!只有孤独的才配骂自己可耻——其他没有资格。老纪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孤独的，有过一饭之恩啊。她是光荣的。光荣的姐姐。

伊沙带路去侯马的大套间寝室，让我听张楚唱歌。张楚把琴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古典的美，唱自己作词谱曲的《西出阳关》，大意是“我坐在大路旁，我坐在地上，远处一群鸟，近处几羊……”简单的意象，一旦和音乐接轨则金戈铁马滚滚来，眼前这位无名男孩带给我的震撼不亚于目睹了泰山。他天生就是音乐的帝王将相。张楚怀抱美走出春风杨柳玉门关，是那年夏天我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侯马带鼓掌。他身材魁梧，有演说家风度，语调激昂，且伴以有力的手势，怎么看都像马雅可夫斯基。侯马，我没忘掉你那副古希腊雕塑的面部廓。侯马后来分在公安局工作，娶了在电视台的漂亮的妻子。我上个星期跟他通过电话，说说各自的生活。我们都未再轻易提及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季——毕竟，好多年了。毕竟，路太长，朋友们都走散了。

那个夏天来客串的还有哈尔滨的中岛，他说过一段话，好像是“在茅屋里相，就拥有了天堂”，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擅饮酒，喝一点脸就红了——加上个小，像个快乐的红孩子。还有北京大学的西渡与戈麦。想起戈麦我就心痛，他是一位清贫的圣徒，那个夏天里他谦逊地端坐在角落，偶尔面露倦容。他当时分配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发表了不少作品。仅仅在第二年，这位自觉与内省的诗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成为北大诗中继海子、骆一禾之后第三位早夭者。他的遗作由西渡搜集整理，即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戈麦诗集：彗星》。

夏天留下的欢乐与痛苦，一到秋天就被吹散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像落叶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大地的掌心嘘寒问暖。在同一盏昏黄的灯下，在四堵苍白的墙壁之间，我们掏出各自的手稿，慷慨激昂地争论诗歌、理想乃至艺术的命运——很多年以后，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当时的幻想与热，即使我们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荣誉、财富或地位。除了掏出钱包、身份证、盖公章的介绍信或绅士的手帕之外，我们再也无法从青春的袋里掏出更多的什么了。

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漫主义夜晚，我总是睡在伊沙特意腾出来的床上——而伊沙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