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要呐喊？

溺水而死，便怀疑他是因社会的黑暗而自杀。范农身上的那种绝望仿佛也传染给他了。他连忙冒着倾盆大雨去嘉荫堂找许寿裳兄弟，以缓解内心无限的悲凉。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烟，喝酒，读古书，练毛笔字，发牢骚，养壁虎（这可比八旗子弟养鸟、养蛐蛐另类得多）。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没有，不修边幅，郁郁寡欢，甚至会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独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无法自拔。他曾经跟许寿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译这许多书，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替代美酒和。后恐怕难以想像: 铁骨铮铮的鲁迅，居然也曾有过如此脆弱的一面——在绍兴会馆，生活着一个颓废而陌生的鲁迅。

当然，鲁迅也正是在绍兴会馆面壁、磨剑、修炼并探求真理的。从自我封闭的铁屋里发出一声惊世的呐喊。一个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男高音。

绍兴会馆是个好地方啊，是培养斗士的温床。在鲁迅搬进来之前，一位叫徐锡麟的老乡也曾在这里住过。仅仅相隔6年。徐锡麟回到南方后，于19o7年刺杀安徽抚巡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心脏被剜出祭恩铭，又供恩铭和保镖们煎炒后分食。徐锡麟是跟秋瑾齐名的绍兴烈士，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位悲壮的乡亲(当然也会想到“秋风秋雨愁煞”的鉴湖侠)。他在《狂记》里批判旧中国吃的现象：“从盘古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麟。”而他的另一篇校旱《药》（以革命者夏瑜被砍为背景），则很明显是哀悼秋瑾的。

徐锡麟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时称山会邑馆)慷慨捐款——其时他担任安徽巡警学堂副办。在会馆内镌刻捐款者名单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锡麟的名字(鲁迅肯定关注过)。只可惜这块石碑，十几年前失踪了。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景在鲁迅记里有记载。而周作的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鲁迅帮周作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1919年11月21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这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成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蚕茧壳，咬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灯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渐露端倪：叛逆格，批判，以及烈士风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鲁迅仍是个老“另类”。

与其后期的坚强、稳健与成熟相比，鲁迅早期的脆弱、孤独与稚甚至更令我感动。绍兴会馆时期，鲁迅还是一个旧时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顿无奈的弱者，是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是运行在地层下、尚未发的岩浆——当他终于拥有活火山的发言权之后，就彻底告别了寂寞，告别了苦涩的青春。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哀声叹气，借酒浇愁，黯淡无光，衣冠不整，反而显得无比真实。而这些，恰恰是历史喜欢删去的内容。

与光辉夺目的太阳相比，我更喜欢猜测月亮背面的风景：是野丛生，还是一片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