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
，下令取消。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顺治二年四月初五，多铎率清军自归德府起行，进兵江南，至五月十五，
南京城。
大约同时间在北京，李若琳，时任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忽传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之旨，引起轩然大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御史赵开心弹劾李若琳“不能以道事君”、“悖旨惑民”，并表示希望“以礼乐衣冠之治治天下”。
此疏被多尔衮驳斥，但其仍表示“若不愿剃
者，亦不必强其
”。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清廷得到多铎平定江南的捷报。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多尔衮对大量奏疏反对剃并引“旧朝礼乐制度”感到不满，并表示“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在场的大学士以“指江南混一”为由劝阻。
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清廷敕谕多铎，下令“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清廷正式对全国下达剃发令。
清军关后，最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与关前并无不同，以是否剃发为判别叛逆的标识，“以别顺逆”，对那些“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的评价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显见对不剃发者的不信任感。
但仅仅过了二十来天，清廷便取消了之前的剃发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理由是“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这应该是地方下的普遍抵触，甚至是抵抗，与朝堂上大量官员劝阻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剃发易服命令是多尔衮的本心。
事实上，顺治元年的七月，多尔衮在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希望新补监司三
用明式衣冠的奏疏时，就说“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看上去答应的颇为勉强，取消剃
发易服的命令。
其实更像是一种临时
的举措，这与后来重下剃发令时所言“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倒是颇为一致。
因此，当多铎不断传来前线顺利的捷报时，传出有重下剃发令之旨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的奏疏，作为侍读学士的李若琳“贪位固宠”，“垂涎内院一席”，“忽传王上有官民剃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
当然，赵开心的弹劾，可能并不单纯，似乎涉及到清初党争的因素在内，不过其奏疏的核心，仍是反对剃发易服，并在奏疏里将多尔衮归到同样的阵营，显然是希望多尔衮能平息所谓的“传闻”。
然而现实却不那么美好，多尔衮的回复异常强硬，“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物乎”，但此时多尔衮对剃一事未有勉强。
不过似乎由于大量反对剃发奏疏的
替上疏，多尔衮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朝臣对此的言论“甚属不伦”，并表示“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制度，是诚何心”，同时也表达了重下剃发令的意思。
虽然在场的大学士对此进行了劝阻，不过由于几天后清廷便敕谕多铎推行剃发令，显见这个劝阻并没有成功。
且就在前一天的二十八，清廷便收到了平定江南的捷报，大学士所言的理由也就十分尴尬了。
那么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何在，又何为一度取消了剃发易服的命令。
清廷将衣冠制度视是根本政治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清朝，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极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将衣冠制度看做区别前代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需要统治大量与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众，使其具有高度敏感。
在清朝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存在对大量归顺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怀疑他们思念，多尔衮就曾质问冯铨等“到底是念你旧主”，并说“比如封赏如今亲王，你们未必谢”。
而衣冠发式这种高度敏感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区别与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强调“明制”与“本朝制度”。
这一点是清廷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使是后来顺治亲政之后也未有改变。
顺治十年的二月，顺治皇帝就曾下谕礼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并要求以后服饰“务照满式，不许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要统治中国，以剃发易服来区别顺逆。
清廷在顺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取消剃发令时，就曾提及前次发布剃发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后来重下剃发令时也说“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说明清朝统治者对不剃发易服者始终感到无法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