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河带山砺，爰及苗裔”；在制度方面做了一些“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爵“、“公侯伯拜封，俱给铁券”、等规定，当出现一些功臣恃铁券
坏社会秩序的时候，朱元璋做了“制铁榜以限铁券”的规定，在夏燮《明通鉴》第4卷中就写道“上以功臣多恃铁券违法，
仆杀
者匿不以闻，乃诏工部作铁榜，戒以保全终始之道。”封爵赐券开始制度化，但又因其明太祖朱元璋个后期统治，大肆残杀功臣而遭到坏。
永乐时期至嘉靖时期，这一制度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完善，完成了“功勋封爵，公侯赐券”的体制建立过程，在其间虽偶尔有一些变化，但都无法改变其大体模式。明成祖朱棣在建立政权后，即论功封爵，“论靖难之功，封丘福为淇国公，朱能为成国公，张武等侯者十三，徐祥等伯者十一。论款附功，封驸马都尉王宁为侯，茹瑺、陈瑛及都督同知王佐等皆为伯，赐券以诰”基本上都是按“功勋封爵，公侯赐券”的准则进行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是靠显赫功勋而被封爵的，如永乐时期的永新伯许成，处理驸马梅殷之死，化解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矛盾。
到了明武宗时期，封爵赐券制度基本成型。
如正德十三年，明武宗外出巡游，故降敕自封为镇国公，朝廷也只能假戏真做，赐予铁券，给予“万寿无疆”的免死次数。这就体现出封爵赐券已成制度。
从嘉靖时期开始，虽出现封爵泛滥，武官难封的局面，但嘉靖皇帝统治时期，在革爵罪宗子
是否得封、外戚爵位是否世袭、封爵与赐券的标准等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
这就使获得铁券特权，已经变得非常严格困难，因此这一时期，封爵与赐券制度已十分完善并定型。
封爵与赐券在明代虽已制度化，但其自身及内部仍存在着一些独特之处，如宗室与外戚封爵不赐铁券，只给诰书，并且其封爵标准不十分严格，即使有的统治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对外戚加爵做了限制，但任然做特恩封爵；还有明代封爵赐券制度中赐券由前期赐给勋臣的一种特权，逐渐变成了一种荣誉，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总有许多特例。
封爵与赐券相结合并
趋制度化是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发展并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其时代的独特
影响的原因。
统治者保恤功臣，巩固统治的需要，将封爵赐券作为一种最高的功勋待遇。
明太祖就曾有“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的封爵初衷。
有最高法律《大明律》的保障。
统治者重视维护和朝廷勋臣的声音，伴君如伴虎，众多朝廷勋臣都希望获得铁券这一“定心丸“，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亦需要此方法去笼络和稳定他们。
从“夺门之变”以后，朝廷封爵对象开始向非武职员，太监、文官等倾斜。
“夺门之变”中的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先后被封爵赐券，徐有贞上书请求加爵，明英宗因高兴遂封其为武功伯“禄千一百石，世锦衣指挥使，给诰券”。
“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的准则已
然无存。随着重文轻武的体制建立及统治者个品行才能的因素，朝廷文官勾结压制武将，使武官封爵越来越难。
从嘉靖元年开始，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这百余年，臣僚以军功封爵者，仅辽东总兵李成梁一封宁远伯。
李成梁军功冠于世，然为其得封也“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以至于嘉靖时期的文史学家王世贞在《皇明异典述四》中说道：“盖祖宗朝都督有劳，宁封流伯而不加保傅，典制一变也。”
封爵标准由军功赐爵向武官难封转变，除了其自身起初建立时就存在着一些缺陷外，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个认识的狭隘，对文臣功劳的轻视，没有很好掌握区分文武功劳大小的标准。明初淮西集团势力的强大与卓越的功勋，且其多为建立赫赫战功的武将，形成一种武独大的局面。明朝统治者建立并不断完善重文轻武的体制，导致武官地位益低下，难以封爵。朝廷对勋臣封爵加大限制与统治者个因素。
随着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个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与专制皇权，使皇帝成为了权力的独裁者。
在明朝封爵制度中，宗室勋臣虽享有众多特权，并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与保障，但当特权与皇权统治发生冲突时，在加封进爵、削爵惩杀等方面往往一切都按皇帝的意志执行，法律在这时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功效，即使享有免死特权的功臣的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并且明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往往在免死、封赏等特权方面也比历代有明显减少甚至有的没有，如封邑，到后期，功臣、宗室、外戚世袭爵位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皇权支配法制自古以来就是皇权至高无上的体现。
明太祖是封爵赐券制度的始作俑者，也是其坏者，先后兴起胡惟庸、蓝玉党案，大肆杀戮功臣，将那些拥有山河之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