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外重内轻

，有大牲畜，粮食多到甚至去酿酒（朝鲜历史上歉收时每一次都会颁布禁酒令），还有许许多多的鱼，生活水平甚至比得上朝鲜的中。要知道，中在朝鲜的地位可不低，一般都是医生、捕快、乐师之类的职业者，收水平处于中上层，结果也就和东岸普通百姓——至少首都附近的百姓是如此没错——差相仿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呢？

是了，这位黄司长也说了，他们近海有很多鱼虾，南边的荒原上也有许多的无主之牛，所以百姓生活富裕。但除此之外真没别的原因了吗？赵初彦想说没有，但多来的见闻告诉他，不是的，还有别的因素！比如东国的种子就是好，长出来的麦子饱满，产量还多。另外，他们有许多的牲畜，还有很多好用的机械，所以一个可以耕三十亩地之多，这就保证了足够的粮食富余量了。在这一点上，即便朝鲜的百姓再勤劳，也是远远比不上的，更何况两国的税负水平更是天差地别，这就注定了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异。

“余尝患我国之贡额烦重，民不堪命。少时出使燕京，睹清国之现状，发现亦如此，自此谓诸国皆然。”赵初彦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轻啜了一后，苦笑着说道：“直至今，余才知重税病民并非举普天下皆然，上国却是践行了圣的民之心。”

其实，赵初彦更是发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条上，东国似乎做得也更为出色，只不过他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点。时至今，赵初彦也对东国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所谓的皇帝，国家元首曰“执委会主席”，似乎是通过缙绅会议选举出来的，各级官职所有也都可以担任，不像朝鲜那样规定好了哪些由两班担任，哪些中担任。

在这一点上，《孟子》的这句话难道不是东国践行得更好，而朝鲜虽然嘴上诵之，实际上却没把圣的理念当回事吗？难怪有东岸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儒家学者被程朱理学毒害得不像样，学圣只学了个皮毛，流于表面，反倒是东岸重信守诺、善待百姓，民安居乐业，百姓不受世动之苦，如果这不是王道乐土，那么还有什么有资格被称为王道乐土？这话虽然有往自个脸上贴金吹嘘的嫌疑，而且这个国家无君无父，很难说是否可以一以贯之，但就目前来说，看样子做得还不赖，至少比朝鲜王国要好。在这一点上，赵初彦即便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说朝鲜或中国在践行孟子“王道”思想、建设王道社会这一方面要比东国好。

而且，东岸政府还允许民众批评自己（有没有用先不论），地方上的县乡一级还有小规模的缙绅会议的存在，每年都开会讨论国计民生。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建议或批评，有的会被政府接受，这一点就很令赵初彦感慨颇：“长民者每以黎庶为蠢蠢，而侈然以肆于其上。殊不知民虽至愚而神，其是是非非一出于公心，有不可以威势屈利诱焉者也。”

当然，赵初彦这里的“民”未必指的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而是指地方上的生员、缙绅，认为他们憎分明，说话多出于公心，比朝堂上的“食者”们来得更加直接。因此，在认识到东岸地方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及作用后，就很是感慨了，认为这有上古遗风，虽然会议代表内强制规定了普通农民、手艺、商家、武夫们的比例令他感到有些不满。

只是这样的认识，只能让赵初彦的思想更加混。现在的东岸，在赵初彦的印象中极为复杂，一是他们的课程丧心病狂，不尊名教、不学经典、不讲大礼，百姓追名逐利，全国一片腥臊浮躁之风；二是他们对官吏好，对百姓也好（甚至就连残疾都有一定的福利，虽然少得可怜），国家富强，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孟子的仁政民的思想，同时也有了圣中的“大同社会”的几分影子——他们是不学儒家经典，不继承华夏道统，但所作所为却又暗合古仁的经典思想，建设的目标也是奔着孔圣的大同社会去的，这难道不比那些上念诵孔孟之学，实际上却行的吃礼教之腌臜下作事的强吗？正如东岸批判程朱理学时所说的，“礼”这种集往礼仪、社会秩序、处事哲学等在内的东西本没错，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并将其上升到宗教的程度，那么就不可避免僵化然后走歪，最终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个时候，赵初彦的额上已经微微见汗，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因为再想下去问题就要来了，即到底谁才真的是继承了古仁的理念、继承了华夏传统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他赵初彦可以选择的话，他认为可以合二为一，综合东岸与中华两家之所长，当然是以儒教为主、东学为辅了——其实，连赵初彦也没有发觉，在东岸这些时的潜移默化之下，他的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偏移，要知道最初他对东岸的一切都是很排斥的，甚至直到几天前，他还对东岸批评在朝鲜和明国极为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怒不可遏呢，结果现在却又经历了这样的转变，思想完全陷了一片混之中，让颇为可怜这位屡屡被重塑三观的中年男了。